2019年5月20日 星期一

景框內外:錄像藝術的擴展場域、意識與劇場化2007



景框內外:錄像藝術的擴展場域、意識與劇場化

一、問題意識:錄像藝術景框內外的場面調度
1.1實驗影像與論述場域的問題化
1.2錄像藝術再疆界化的歷程
1.3當代錄像藝術黑盒子化的問題化

二、研究對象:錄像藝術電影化與劇場化現象
2.1當代錄像藝術現象:另外一種敘事與媒體
2.2聚焦研究範圍與定義
2.3後媒材情境的媒體特殊性:
2.2.1優勢媒材支配論
2.2.2觀念支配論
2.4擴展場域與擴展意識:由異質感與觀眾接收的感知展開的再提問
2.3.1呈現與再現的問題化
2.3.2感知

三、研究方法: 場的異質空間
3.1研究框架:後現代條件與情境、共時結構
3.2研究方法:異質空間與觀眾接收的感知
3.3錄像藝術、觀看的行動、儀式空間(中介理論)

四、研究大綱
五、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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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識:錄像藝術景框內外的場面調度

無論是西方電影技術發明後1920年代後超現實主義運動時期藝術家使用電影膠捲作影像的實驗,或是1960年代台灣最早使用實驗影像創作的藝術家黃華城使用電影語言創作實驗,美術與電影之間似乎有一個圖像創作的相似性,而差異僅是在於動態與靜態的思考。
如果我們跳過歷時脈絡的敘述與事件而只看當前的藝術現況,把問題放在當代台灣藝術情境時,在2006年到2007年的錄像藝術展覽中以吳俊輝為例便是我的研究問題意識提問的基礎。


在2006年台北雙年展他將過去的實驗電影短片作品以電視螢幕電子輸出的方式展出,透過各種攝影技術物質的複合(syncretism),如彩色幻燈片、135彩色負片、135黑色負片、35釐米、16釐米、超8、標準8mm等等動靜態攝影再現的形式的異質拼湊,以35mm統一規格後,再轉成展場可播放的DVD影像。同時展出的2003年作品《男孩轉世》(incarnation)與《歐洲甦醒》(Europe Resurrection)並置,除了作者實驗影像的詩意、超現實取向外,在內容上除了自傳旅記、向已故的實驗影像大師Stan Brahkage致敬,呈現再製與重現之實驗影像疊影、轉製等方法外,在2006年台北雙年展展出的三件實驗影像作品,除了挪用了基督教宗教神學的人神問題、他者與生命成長經驗圖像之素材,更將之再轉換為身分認同的文化複合混雜等思考。


資料來源: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215

「為何實驗電影要進入美術館空間來展出」成我的思考起點,美術館的論述空間與電影院的論述空間有何不同? Rosalind Krauss曾經討論科學地理攝影與藝術攝影的異質在於論述空間(discoursive spaces)的不同1,是否動態影像在電影院與美術館也是不同論述空間?原來放在電影脈絡討論的實驗電影放在美術館空間來看時,也就成了錄像藝術的脈絡。

實驗錄像走入美術館的驅力簡單地在Michael Rush的脈絡裡也是如此,他指出西方實驗電影與錄像藝術的現象為1970年代流行的地下電影藝術電影放映室已經消失,但是錄像藝術仍存在美術展覽的論述空間中這現象來說明,錄像藝術今日的位置似乎暗示著錄像藝術已經成為實驗電影的展覽空間。2

彼德伍倫(Peter Wollen)將1968年後的歐陸前衛電影與紐約結構電影區分為兩種前衛,前者強調政治性,並可上溯至1920年代蘇聯電影形式主義與寫實主義之爭,後者則與當代藝術實踐匯為主流,他認為八零年代後的藝術實踐,前衛主義已經逐漸制度化為布爾喬亞品味,前衛主義與藝術實踐的界限模糊化。3
這種疆界模糊化似乎可以用德勒茲與瓜塔里(Deleuze & Guattari)具有政治意涵的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來解釋,就德勒茲與瓜塔里(Deleuze & Guattari)將卡夫卡寫作特色解釋為為Minor Literature其具有政治意涵,指其混雜地方語(如捷克語、意第緒語)與官方語(德語)之混合與變形,加上地方民俗傳說與戲劇的混雜、轉形、挪用而成特殊的私文學,並指出其具有疆域化、解疆域化與再疆域化三種可能。4在這疆界流變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藝術實踐中的錄像藝術也經歷了這疆界化、解疆界化與再疆界化的過程。

1.2錄像藝術再疆界化的歷程

    傳統定義的錄像藝術video art主要的媒材特質是使用攝影機儲存為tape,主要是因為技術發明使得手持攝影機普及化後,影像以磁帶儲存,再以電子訊號傳輸的形式以電視螢幕作為影像輸出的管道。在反思電視文化支配的1960年代到1970年代,第一代的錄像藝術如白南準,即是以電視影像的實驗,將影像傳輸利用電子媒體的各種實驗嘗試,做不同電子訊號轉換成影像的綜合科技媒體。
    這裡我稱之為媒體,具有多義性,一則指稱的是複數的媒材,與過去單一媒材性做一區別,二則也指稱大眾傳播媒體的媒介性,在這個指稱義上,媒體是動態影像的傳導系統,任何可成為傳導體輸出動態影像的媒介,都在動態影像定義範圍之內。.
    關鍵的1997年數位影像的剪接軟體的大眾化,使得數位格式剪接繼數位攝影機大眾化後全面普及,卡帶攝影式微,在這個層面上Michael Rush認為錄像藝術在進入數位時代之後嚴格來說已經不是video art。

他以「擴展」(extention)的概念整理錄像藝術進入第五個十年的發展,在適應新的科技、裝置、電影式藝術(filmic art)、數位時代的未來性上的特質來重新定位錄像藝術是有必要的,「今日我們所稱的錄像藝術定義不明確,更明確地來說應是電影藝術」。
「有一天我們所稱的錄像藝術將成為電影藝術的分支。」5論述空間與錄像藝術的問題化在Rush的錄像藝術歷史整體中,可以發現兩種論述脈絡,從早期「video藝術支配了藝術論述」6即電影做為優勢媒材影響藝術表現的結果,到了晚期數位時代的科技決定則呈現「錄像藝術將讓位給電腦基礎的媒體藝術,而應該自身定位為以各種方式創作動態影像的電影式藝術。」7似乎可以解釋為優勢論述支配的權力結果。

Fredric Jameson將Video Art放在後現代情境下來看時,開宗明義指出了電影做為時代精神中的優勢、徵侯與index媒材,也成為托寓式與詮釋學式的溝通工具(vehicle)。他認為當代媒體的三種意涵,一為美學生產的人為模式,二為特殊科技,三為一種社會機制,是不同的面向思考,而無法單一定義媒材或是媒體。而錄像藝術具有兩種特質,其一為音樂性加上視覺性,其二則是動態化(animation)影像呈現遵從寫作與繪圖所具有的文本性,而非物性的重力特質。8 Jameson進一步闡釋文本性的問題時,是將video art放在1960年代以來對於電視文化的反思脈絡中,同時也指稱後現代的文本性,即其斷片感。如果video art是將電視文化中所謂的沒有作者的整體流(total flow)的反轉,這種文本性同時具有兩面思考,一則是錄像藝術將文本放到藝術脈絡中成為作品,另一則是此文本的”斷片感”,干擾觀眾的閱讀,猶如新小說中無劇情的小說片段,反而邀請觀眾的強烈參與感。9


他將 video art斷片感的影像視為拼貼(bricolage),並用「閱讀的前形式」來思考此引起詮釋興趣的符號意義10,認為符號應具有古老形式的意義。而提出共時結構分析這些logo的符號是如何相互intersect的問題。11
他指出文學敘事理論談論電影影像要不是談論寓言故事(fable),就是場面調度,傾向一種聚焦化並不適用video art中斷片的影像感。另外則是當代文化批評、心理層面的精神分析來分析錄像藝術作為一種rewritten texts的estrangement,認為sign與interpretant兩者區分如高低文化的區分。然而,單一文本在後現代情境中,reference的換置使得所指的真實或者意義缺席。此外,在後現代情境中,由於物化的作用,符徵與所指之間的聯繫不再,錄像藝術如果不找出那所指意涵,就成為被整合入資本主義社會的符號流。因此,Jameson提出metatext的概念來看錄像藝術符號與referent的關聯。12Jameson後設文本的角度來看錄像藝術,雖然有時代與研究對象的差異,他所指的錄像藝術為無法用敘事理論影像分析的影像斷片,而主張將錄像藝術當後設文本來找出共同文本中有待詮釋義卻給予我們啟發,支持我們將錄像藝術當作一個大寫文本,或者說現象,來看現象文本那有待詮釋符號的referent。
透過科技擴展的歷史變遷,如果說Michael Rush將錄像藝術的位置定位責任丟給藝術史家,倒不如說,歷史已經將其自身定位作一清楚劃分。從早期動態影響與媒體實驗,以及時代背景中1960年代以來身體行為紀錄、表演式,1970年代的社會議題、反電視媒體到1980年代的挪用,在1990年代錄像藝術是黃金時代,不僅在各種雙年展中成為主導位置,也在國際城市中興起以錄像藝術為主題的festival。

 
台灣當代美術館與藝廊中的展出裝置由電子輸出的電視螢幕播放形式,正逐漸朝向使用投影機將光影投射到螢幕上的模式。「電視」的電子輸出的動態影像以電視螢幕播出的形式雖然是古典,但是也受制於情境條件。2007年於索卡藝廊深呼吸聯展或許具有某種代表性,策展選擇了不同類型的媒體藝術來展示台灣這幾年年輕藝術家的創作。其中如果以動態影像呈現中或以電子輸出電視螢幕,或以投影機投影在封閉的空間中的光投影。

實驗電影如果敘事電影的實驗與非敘事的電影特質實的實驗階段,那放在美術館展示時的電影特質與媒材性是否繼續成立?這個提問必須根植在實證現象上來討論才有研究基礎。
為了釐清這個提問與確立研究對象範疇與定義,我考慮了幾種切入的可能性。一則由電影媒材特殊性來討論,另外則是從錄像藝術的歷史發展來看藝術與電影脈絡討論兩者之間的交互關係,並尋找出其共同與異質的交疊之處。一則從錄像術的歷史整理中找出美術館論述空間中的錄像藝術的獨特性。


1.3當代錄像藝術黑盒子化的問題化

以下以2007年美術館的論述空間現場觀看經驗,來看台灣錄像藝術的現狀在前述差異於電影院中的論述空間形成觀眾走動式觀看、循環帶、形成不同於以往觀看經驗的異質感,以便繼續形成研究問題的範疇與定義。

袁廣鳴2007年作品使用三螢幕組成立體空間感的三聯作類型。不僅是傳統框螢幕延伸感,更是材質使用上營造出中世紀教堂三聯作的神龕。

楊俊在2007年城市行動藝術節《城市‧寓言》一展中,楊俊以近乎虛構的紀錄片形式所創作的作品《關於遺忘與記憶的一則短篇》,以國共時期來台移民第二代為第一人稱敘事,遊走在台北城市之中訴說一種青年世代尋根、自我探詢、認同與質疑的質地。作品則利用酒廠製酒槽般的室內場景的平台特殊場景(site specific),營造出不同於一般電影院的黑盒子與美術館、畫廊的白盒子空間,緊鄰兩面成直角的雙螢幕撥映,營造出同一為日常天台、陽台、屋頂的城市中人觀看城市景觀的視角。
蔡宛璇在國藝會科技藝術創作發表計劃2007年「詩路漫遊」一展中展出的作品《夜間漫遊》,以黑箱中左右相對牆放置兩面螢幕,內容不同但是同質為夜景中燈光局部小物件凝視。作品除了聲音在科技上的獨特性外,在形式上則為一種多螢幕的類型,觀眾必然的左右觀看,分單一視角的觀看角度,除了突顯了觀眾的參與,也製造出觀眾同理於影像製造與拍攝者在夜景中晃盪的隨意觀看。

曾御欽2007於ChiWen藝廊展出的三件作品中,以不同科技材質展出形式。其中作品用三螢幕展出,電腦軟體處理為三格放作為單一螢幕,排成橫向九格同一場景的不同時間的同一角度重複放映感。這件作品回應原來就做簡單單一與兒童、夜景、廢墟感。

另外一件作品,則充份處理黑盒子空間,並在四牆各放一面螢幕,以四景分別以家庭旅遊、家庭聚餐、學校班級、唱KTV等家庭相簿處理成類似幻燈片撥映的定時時間播放影像閃爍效果,同時也以電腦繪圖方式將影像局部處理成類似17世紀的林布蘭特舞台燈光聚光效果的油畫傳統,但是由於畫面黑暗部分突顯與強調人形扭曲、乖張的表情,更類似卡拉瓦喬的舞台人物情緒化效果。在影像四面環繞與黑暗房間的效果下,曾的此件作品引其極大的戲劇性不僅發生在景框之內的影像佈局我將之理解為mis en scene,也發生在現場影像的配置,如果將空間比喻為劇場黑盒子化,黑盒內四面螢幕的配置就成為舞台上的mis en scene。

圖片說明:曾御欽作品展覽DM截圖自作品。
資料來源:這是展覽DM


以上以2007年一年之中四位錄像藝術的創作作一現象切面來看,可以發現一個關於錄像裝置與空間處理的問題。

無論影像以何種規格的攝影機拍攝,最後將錄像轉錄成DVD以兩種影像輸出方式,一為電子訊號輸出到電腦液晶螢幕,一為以投影機將電子訊號以光投射至螢幕上,無論使用投影機與否,和過去媒體實驗為主,目前錄像藝術的定義以電影化的動態影像方式為主流。尤其以投影機放映為大宗,並且偏向將展覽空間再建構為獨立的房間,並將投影的螢幕以雙螢幕以上的錄像裝置輔助影像空間景框內外的空間建構。白盒子內的影像似乎企圖透過裝置將場面調度的感知,透過觀眾感知行為中走動與非單一觀看的視角將景框中的場面調度延伸到景框之外。

異質性與場面調度


異質感的觀看經驗如果是建立在多投影機與投影螢幕的使用,營造出不同的舞台配置效果上的話,在觀看經驗上我看見的是場面調度。由動態影像的場面調度所配置成的觀看經驗的所引發的觀眾如走入無人劇場的演員,是我處理錄像藝術現象中白盒子轉變成黑盒子的效應所引起的現象刺點。
場面調度一辭,mis en scene原意指的是「放在舞台上」,13如果以裝置的定義交叉定義錄像裝置,便是將veideoart以空間為舞台的一種放置。觀眾成為走入舞台中的觀眾,甚至是沒有演員只有觀眾的場景佈置下,觀眾成為演員。尤其當錄像藝術本身無人或者邀請觀眾加入的開放性越大時,”既是觀眾也是演員”的交互主體溝通更是明顯。14

在1960年代後劇場強調觀眾參與,走出黑盒子,在美術館空間是否是觀眾走進了黑盒子的相反過程?而交互主體的溝通原理運作下的特殊觀看經驗是否可以用來解釋黑盒子化後的錄像藝術?
錄像藝術的發展中過程在這個舞台劇場效果現象又是如何發生?而他所觀看的投射螢幕之效, 

這樣的觀看經驗與其它靜態影像的展出,和過去平面繪畫、裝置藝術的空間性又有何不同?以及電影院中的展出不同經驗的觀看又有何不同? 
這種擬似劇場黑盒子空間與電影院空間的復癖已經是一種現象,其中劇場感效果是否也形塑出另外一種可供討論的觀眾感知現象?

Clement Greenberg討論繪畫的媒材特殊性時,即提出不同時代都有當代優勢媒材支配藝術形式的現象,Frederic Jameson討論錄像藝術時,也持電影為優勢媒材支配藝術表現形式的論調。
空間與錄像藝術傾向將空間場域重新佈置成如同電影院的黑暗空間,這是否即優勢媒材支配美術論述的徵兆,即錄像藝術電影化的徵兆?而透過這個徵兆/現象,我們可以分析與整理的美學傳統又會是什麼?



二、研究對象:錄像藝術電影化與劇場化現象


2.1當代錄像藝術現象:另外一種敘事與媒體
2.1.1當代錄影藝術現象的特質


有差異的特殊性是與實驗電影同質異構的觀看場景而來的三種異質性,我將之視為一個社會事實的現象。透過這三種異質性我們應該提出一種非電影理論可以說明錄像藝術的媒材性的可能性。從觀察中整理出目前可發現相對於電影院中放映的實驗電影的錄像藝術特質在外部差異上可區分出藝術論述空間展演具有三種可觀察得到的特質:
1、走動的觀眾:
這是基於相對於電影院中坐在椅子上的觀眾接收而有差別的異質性,也是針對*討論電影成為優勢媒材的討論下由差異性展開(詹明信)
2、情境下的循環(loop):因美術展覽而有的連續播放特質,這迥異於電影院定時播放,如果以實驗電影為例,錄像藝術因論述空間的條件而有別於實驗電影的一大特質是循環。
3、錄像藝術本身的異質性特質。
我們除了可見前述兩種情境制約下不同於電影院放映的必然特質,走動的觀眾與情境下的影像循環特質之外,還有便是觀看經驗本身不僅是單一作品或是不同作品之間皆呈現高度的的異質性。異質性不是來自主題,而是呈現方式本身的展出媒材上的異質感。而錄像藝術本身的異質性,就Rosalind Krauss在媒材特殊性的討論中提出後媒材性,指的是科技支持下的有差異的特殊性15。

用Rosalind Krauss評界後媒材性所稱的異質性是指錄像藝術的apparatus,例如攝影機、底片、放映機、螢幕等所建構的異質性。16然而,這異質性不同於電影院的觀看經驗,這種放置在美術館的動態影像展示的異質感,不同於過去傳統美學所建立的同質結構反映的現象是什麼?

2.1.2聚焦研究範圍與定義

1.特殊場景的錄像藝術
楊俊運用建國啤酒廠建築的高台,以及空間鄰比隔牆樹立兩面螢幕,投射出模擬出遊走城市空間的臨場感,使得展出場景也比擬為在城市大樓陽台與天台之間的觀看與遊蕩。加上媒體景觀的東方城市奇觀,使得以16mm拍攝的偽造紀錄片形式的敘事張力,在一種既非正規展覽論述空間,亦非娛樂電影院的播映空間中展出。透過這個觀景天台與窗戶一般的展示,透過影片中第一人稱敘述與遊蕩,我們內在不滿與質疑在異質的場所中有了一種同質的呼應,幾乎是共鳴與迴盪:這城市的醜陋與自尊吊詭糾纏迫使我們自己無法大聲說出它的真實,必須透過他人來為我們代言。楊俊以中國裔奧地利籍的身分來看待台灣既異質又同質的城市文化時,似乎以一種藝術實踐與轉譯了對他者文化而言無法理解的模糊地帶,而這種位置正是文化混血特質中可供異質與同質轉換的中介。呼應在楊俊的錄像作品所傳遞的訊息「醜陋的城市」,在出入於擬似電影影像《銀翼殺手》影像中的的亞洲城市混血影像拼貼的想像世界之中,當代藝術實踐中的城市地景的質疑態度幾乎是呼之欲出了。
2.黑盒子與環形
同樣以錄像藝術中營塑觀看光影特質的作品也可以曾御欽2007年的個展中看見這種劇場式場景光影效果。在形式上局部打光的劇場效果使得作品內部呈現一種劇場mise en scene 的姿態,局部光強調昏黃家庭相簿一般人物的表情,或者憤懣睨視,或者正在張口咬食食物,像是巴洛克時代的油畫乖張人物的表情特寫,又像是日本舞踏中不強調美形,呈現扭動的臉孔瞬間的定格畫面,將所有真實瞬間凝固在影像中。然而,四面環繞的投影,使得觀眾不同於傳統觀看的視角,觀眾看似處於一個窺視中心,實則是被迫必須置於一個被影像圍繞的正中心點來看螢幕。當然這是改寫傅科關於全敞視空間。正中心看不見的監視者權力與觀看權力兩者相似關係之閱讀,在藝術實踐的場域中,觀看者卻未必是權力監視者,在現場觀看時觀者比較像是被影像包圍而旋轉其中。
在童年記憶般的影像中,如家庭相簿出遊般的一個片段,一群人聚會時狀似歡樂的場景,上課中熱鬧童年的教室...等作者用類似照片動態化的幻燈片緩慢播放效果比擬電影膠捲格數撥放的時間感。並以局部疊影塑造出一種夢的影像,那種質感好像只有夢中才會有的恍惚不清,那色澤也是只有夢中才會有的黑暗混濁,當這樣的童真記憶成為夢的影像,我卻覺得這作者處理的是創傷。曾經在那裡的歡樂場景,作者將之再現成縈繞不去的夢境像是殘存的惡夢,而夢境看似應該歡樂卻處理成廢墟中才有的光澤,像是某種黑色電影有令人不安的狀態。這件作品再度反映了作者過去作品的主題--對於童真縈繞不去的感傷記憶。過去我在聯展中看見的曾御欽作品,印象是小品但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準確刺向人,作品簡單的暴力指向容易聯想的創傷。本次作品中男孩的影像彷彿是作者作品系列中自己的童年個人投影,是一種憤恨與抵抗的小少年。這種處理男孩的反抗令人想起楚浮的電影《四百擊》那最後一幕長達數分鐘之久電影史上著名的逃的狀態,少年的反抗是對於禁制壓迫感的反抗,展現為一種反抗文化的心靈書寫。Frederic Jameson在討論晚期資本主義的情境時以”情感的消逝”來看電影,他認為電影懷舊是將一個時代物化17。是否將童年電影影像化可被認為是(集體)潛意識的結果,也正是我們在藝術家的錄像創作中所見的失落,因為意識到那"已經逝去的不再的"記憶與經驗,使得懷舊成了一種哀傷的情境。而這也是這件作品殘留給我縈繞不去的感傷所帶來的再思考。

3.黑盒子與相對雙螢幕
蔡宛璇以局部城市邊緣角落夜景中的小角落,像是夜間田邊稻田裡的水溝、暗黑河堤邊工廠微弱燈光組成的詩化空間、黑夜中廟宇室內所見聚光在神佛的光、街道巷弄內路燈與家屋內的光罩組成的視覺片段等日常視景中的空鏡頭,近乎靜止畫面的組合成日常不被注意的間斷,散置、局部、拼貼的時間連續觀看的錄像藝術。《夜間漫遊》展示的場景(mis en scene)是佈置在黑盒子內的兩面投射螢幕,觀眾一走入柏拉圖所稱的黑暗洞穴中,影像在兩側逼使你忽左忽右的觀看方式像是捕捉住夜間視景的局部觀看,也營造出行走在夜間的隨意觀看。

於是乎整個夜間漫遊的的意圖便在這種現場場景配置中成功地營造出來。透過夜間的場景,這些地點是非地的所在(locus),沒有特別的標誌說明他是屬於哪裏的記憶,卻是吸引藝術家注意的小刺點畫面,也是喚起觀眾日常夜間視點不經意注視的片斷所在。藝術家選取的這些所在可以再描繪的是介於城與鄉之間的中介空間,不只是其夜間的詩意感所致,而是選取地點非都會感所引起的不知所在的所在。作者在錄像間加入的少許文字增加了失眠如夜間神佛的守護與夜遊的詩意感,但是文字對於具有統一感的刺點或者是小物件畫面組成的影像感既同質也因此顯的多餘,但是卻也呼應了作者本身寫詩身分與對於文字詩意與空間詩意的喜愛。拉岡解釋凝視是用優越感的小物件(objet petit a)來解釋主體意識消失時的凝視經驗18。挪用拉岡解釋凝視是客體它吸引我看見它,因此說話的主體是夜景中的微弱光可見的小物件,是夜的精靈棲息在河堤邊的工廠夜燈下的寧靜空鏡頭裡面,不是持攝影機捕獲它的作者,自然也不再是看見的觀者。
2.1.3黑盒子化的感知
「藝術作品中的跨領域本質增強了藝術家對於時間的意識,尤其是那些整合了攝影、表演、舞蹈的視覺藝術,於是乎時間成了媒材,尤其是在錄像藝術中。…這種精神上的時間性使得博物館被優勢locus的白盒子所取代,而在今日為了將錄像藝術投影在螢幕或牆上,白盒子也逐漸轉變成為黑盒子。」19

Michael Rush在處理Video art成為一種藝術世界全面擁抱的形式下做出歷史整理,除了將其整理出「攝影機與身體」、「與認同議題有關的新敘事可能」、「混血的科技所形成新的藝術表達」三種主題討論之外,也提出界限模糊與混血的特質。尤其是在討論歷史形成時指出藝術歷史中逐漸呈現觀念(concept )取代形式,從客體到去物質化的觀念問題。20在錄影藝術的發展過程中,儘管藝術家傾向藝術與多元科技結合傾向,但是重點不是在物質條件上,反而是觀念上。尤其是在博物館成為白盒子空間再由白盒子空間轉變成為黑盒子的空間轉變上更可看出錄像藝術成為趨勢藝術,Michael Rush稱這空間轉變是錄像藝術支配了藝術論述,同時也說明了觀念(ideas)取代物體性(object)21。同樣的概念也出現在觀念藝術。

空間化與再建構的方式更有傾向將白盒子佈置成黑盒子的適合電影光投影時輔助視覺暫留形成機制的黑暗房間。22
「電影中運動的幻覺有賴於心理作用與內心的過程。看電影時,水晶體獲得每一格靜止畫面的短暫餘像—電影的黑暗加強了這種作用,造成每格畫面特別清晰的印象。這種效果稱為視覺暫留(persistence of vision),我們並不特別感受到每格畫面間的黑暗,是因為即使銀幕是黑的,水晶體還是繼續『看到』影像。…快速以圈狀揮動一支火把,我們看見的是捲曲的花樣,而非移動的光點,這些『非真實』的視覺皆是影像殘留的產物。」23

如果說黑暗有助於每格景框畫面之間形成視覺暫留的機制,黑盒子化的現象研究則限於使用價值(use value)的局限,我在這裡將之擴展到象徵價值(symbolic value)的研究框架之中。法蘭西‧芭費(Françoise Parfait)以裝置是一種更新的過程來論錄像裝置的作品,指出錄像裝置繼達達主義、表演行為將空間納入藝術史範疇之後,將時間納入藝術史的藝術實踐中。並提出錄像藝術雖是可複製的作品,但是作品中仍有原創性的部份,而這也是錄像藝術被美術館典藏的獨特性。24
在Parfait的文脈裡似乎將現場(the present)視為錄像藝術的獨特性,而裝置在更新了此種當下感的過程中,將時間有關的意識感尤其可以因錄像裝置loop使觀者有不同的感知,例如temporal、瞬間moment與時延duration與思考意識有關。
2.2後媒材情境的媒體特殊性:
2.2.1傳統媒材性與空間:優勢媒材支配論
Clement Greenberg整理17世紀以來藝術史內容與表達的問題時是圍繞在媒材上的進程討論,他認為藝術階段中具有支配性藝術媒材往往影響了附屬地位的藝術。他認為17世紀印刷術的發明使得文學成為支配性的藝術,從而影響了繪畫的敘事,藝術家在同一畫面中放置不同時空的物件,這種影響力使得主題成為繪畫的內容。

18世紀浪漫主義對於情感的重視,媒材是藝術家情感與觀眾的中介,而最理想的情況是媒介之消失,而啟蒙時代理性與科學的重視更使得繪畫朝向幻視空間的經營,而不重視理解表象。

在19世紀波西米亞藝術反對概念,認為藝術是自主的,使得形式化成為藝術的主題。他並以音樂為例來討論情感表達與感官化的影響,也訴諸現代主義以來情感與表達理論的基礎。現代主義藝術從Coubert以來的進展是朝向平面化的表達。25

 Christie and Orton指出Greenberg在”Toward a newer Lacoon”中主要為研究前衛藝術(指現代主義藝術)的內在歷史。
其提出兩個論點,第一是媒材與主體的翻轉(invert,從主題轉變成媒材),即20世紀的現代主義藝術(他用前衛這個詞來指稱之)將藝術史中Panovsky所稱的主題(subject matter)轉成對於medium的興趣,第二也就是媒材所專注的表達。26 Greenberg所論述出支配性藝術媒材影響論是在討論錄像藝術時的一個核心概念。
Michael Fried討論藝術空間化時提出劇場性(theatricality)一詞來解釋藝術呈現而非再現即一種退化形式時,他認為Minimalism如literalism強調經驗可用文字敘述,如同繪畫可用文字描述,極限主義無論是繪畫或是雕刻都因此製造出劇場性(theatricality),而Fried認為這種劇場性是藝術的虛耗、退化、式微與墮落。對於Fried而言,劇場是藝術墮落的徵兆,劇場要求的觀眾存在違反了藝術純粹性,而劇場的觀眾接收層面更是指向大眾化,這是不符合純粹藝術的高藝術原則。同此大眾化原則,Fried也認為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為了逃離劇場的大眾化而有實驗電影的極端,但是仍是無法逃離劇場的包含。對於他而言,「劇場存在於所有藝術之間。」(What lies between the arts is the theater.)27
因此極微主義經營出的內在空間不是與自身的關係,在這層面上彷彿是在指稱極微主義藝術不是自主的與純粹的,也因此是退化的。在Fried的時代,藝術似乎是依照純粹性來區分為高低藝術,他對於劇場性如此排斥的基礎多為純粹藝術史觀支配主觀,卻未提供合法與具體的說服力。以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來論,詩的最高形式是悲劇,悲劇是藝術的最高形式,而視覺僅是模擬的再模擬。
換另外一種角度,Fried以藝術傳統本身強調藝術具有物性來看極微主義的雕刻與繪畫,唯一的原則是藝術自主性。極微主義傾向則不再具有作品再現的物性,而是呈現(present)本身,彷彿自然世界本身即呈現,對於傳統而言這不是藝術。
    在錄像藝術脈絡中,可以釐清的脈絡是電影大眾化的觀眾接收與物性的消除,不僅不是純粹藝術,更是背離藝術傳統作品物體性的一種難以歸類,而趨向劇場性的藝術。我們站在他整理出幾種藝術與觀眾空間化的關係時,其實對於討論當代藝術無論是傳統物體裝置、錄像裝置其實仍具有參考性。基於他的整理我們可以重新思考的是,藝術純粹性及藝術作品與觀眾之間的關係,人的身體感、再現與呈現的問題化、以及劇場性的疆界與大眾化與媚俗的議題。

2.2.2後媒材性與觀念支配論

Krauss在後媒體條件論述下針對了葛林伯格的媒體特殊性為化約為視覺性(opticality)的物理條件而論,指出現代主義式化約主義將平面性限制成繪畫的條件的同時,也將材質化約成客體與觀者之間的vision關係。當在這樣的化約限制中想要發展出新的藝術時,就發展出抽象表現主義與極限主義的速度感。Krauss認為Clement Greenberg與Michael Fried的媒材特殊性只能解釋抽象表現主義,卻不能解釋過程藝術,而化約式的視覺性也不能解釋藝術的內在差異。(p27-30)28
 以1960年代反對Greenberg與抽象表現主義聚集興起於紐約蘇荷區的結構電影為例,電影的材質就不能用物理性來解釋而將其化約為同一性時,卻忽略了其異質性。也因此結構電影為了處理video的異質性而將其視為實踐而不是媒材使用。這種情境也是藝術純粹性被解構,以及自我認定的自主性延異成自我差異時,跨學科的解構理論支撐了藝術實踐,如Fluxus的跨領域藝術實踐。但是這種異質性朝向理論化的可能,卻又有可能在商品化邏輯下使得理論成為為藝術推銷的推手,反而最終的理論將會是資本主義本身。29  
Krauss似乎認為在現代主義化約式的媒材特殊性的舊模式討論之下,朝向理論化有個危險是資本主義情境的同一性,並認為過時科技與現代主義起源(origin)具有連結的可能性。她指出可以辨認的起源有兩種,一種是沿著現代主義物質與媒材上化約與平面化,另外一種則是沿著觀眾投射到影像上而尋找自身真實經驗中的影像源頭,但是兩種都無法完整。這種觀看慾望的不完整也告訴我們虛構是不完整的。Broodthaers取材自虛構性的創作指向這種虛構故事的不可能,而這種不可能正是媒體的情境。30她繼續闡述這種現代主義單一化與藝術史的連結;現代主義平面化與單一性的結果將繪畫媒材極化為零,使得繪畫成為物,這是對於葛林伯格的現代主義藝術媒材特殊性的修正。
Krauss在理論框架上回到媒材的討論,並不是現代主義式對新媒體的討論,而是舊媒體--挪用班雅明的術語就是陳舊與過時的技術。「科技的普遍性將原來科技的特殊性轉為為陳腐與過時的條件下」變成為Krauss論述後媒體的理論架構,也就是非歷史性的媒材特性。這種非歷史性也展現在攝影媒材上,當他成為理論概念時,他不再是本質的物,而是建構的物。Krauss在另外一篇文章圍繞在討論「媒材的再發明」(reinvent)這個概念來討論攝影的媒材觀念時將科技過時與後媒體情境之關聯說明的更清楚。她根據班雅明所稱照片的陳腐性具救贖的特質來發展而指出攝影已經是一種理論的概念,不是本質的物質條件,並認為攝影在美學上對於藝術具有感染性。31

整體而言,Krauss認為對於媒材一辭的主要論點為「必須差異地理解媒材,而不是化約是與單一化。科技的支持(technical support)使我們更能掌握媒體的內在複雜性,例如Broodthaers就掌握了虛構性做為媒材。」32她認為媒材特性不應該是物理上的物質主義指涉,而是理論的概念並將其朝向差異性來討論,易言之,她認為的媒材不再是單一物理媒材,而是差異概念的理論上的媒材。而這裡理論上的媒材指的就是美學意涵的媒材,而不僅是科技技術的媒材。
Scott Rothkopf在對於Krauss書評中指出她鋪陳出關於藝術純粹性與藝術本質的討論可在「觀念藝術」、「媒體的異質性」與「藝術作為理論」三類來討論。但是Krauss仍是將「後現代主義」與「有差異的特殊性」(differential specificity)兩者區分開來,因為前者是完全浸淫在資本主義的懷抱中,而後者賦予藝術世界救贖的潛力。後者建立一種新的觀念、一套整合藝術世界、理論與美學,也是後媒材的複雜性情境,但是仍是和資本主義社會無法分割的。33Krauss在討論後媒材情境下的舊媒體34被使用為新的藝術實踐的美學條件,她所對應的是現代主義的媒材討論如何放到後現代情境裡討論,採用的藝術實證不僅是1960年以來的攝影如何被挪用在觀念藝術當中,更是觀念藝術中的觀念本身如何成為媒材。
如果我們要談論「新媒體藝術」在Krauss的術語中也不是適當的,media一辭也不可將其視為物質面向的理解(新的科技使用),而是應將其理解為科技支持物下所能發展的「一套藝術表達傳統」。
換句話說,在後現代情境下,沒有新舊的媒材之分,只有觀念上的差異,各種新舊媒體是藝術家如何運用技術物質來表達的媒介,重要的是在藝術實踐時,觀念反思的重要,否則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化媚俗藝術。因此在討論媒體特殊性的範疇時,必須要考量的是媒體異質性並非是物質與物理特殊性,而是差異的特殊性。

2.3.1呈現與再現:錄像藝術中的現場與意識
略

三、研究方法:場的異質空間
「在第一種空間裡,我的身體和物體根據上和下、左和右、近和遠在他們之間形成的具體關係能向我表現一種不可還原的多樣性。在第二種空間裡,我發現一種唯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描述空間的能力。在第一種空間裡我與物理空間及其不同性質的區域打交道;在第二種空間裡,我與其各個維度可相互替代的幾何空間打交道。」35

3.1研究框架:後現代條件與情境、共時結構
3.1.1後現代情境與日常生活:投射或反轉?
Michel de Certeau在談論城市中的行走時,提出城市可作為一種操作概念,並挪用精神分析用語speech act來指出徒步者具有修辭,地方是身體空間實踐的個體操作,提供我們對於身體經驗的遊戲感與日常實踐的空間實踐的另外一種如童年般的地方隱喻。36如果借用人類學者區分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的差異,在Ben Highmore對於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的整理中,指出超現實主義蒙太奇拼貼的手法是運用並置顛覆既成習慣,目的是改變日常生活的結構。37他引用Margret Cohen1993年研究布列東小說娜狄雅中攝影與文本並置,指出Boiffard所拍攝的巴黎空鏡頭不僅是對於書寫者與閱讀者的空間意義,更是具有地方的記憶意義,某地標不只是空間,更是歷史記憶。所呈現的空間成為地方,造成的另外一種蒙太奇式的敘事。
這種攝影空間化的思考是否將日常生活中的角落昇華成具有記憶功能的地方(place)、甚至是儀式空間社會實踐? 布列東認為超現實主義的定義不是類型,超現實就在日常生活中。
Arjun Appadurai認為全球化景觀下的mediascape既是散佈也是生產的特性,使其與ethnoscape、technoscap以及finacialscape不同,雖與ideoscape接近,但是具有轉折特性。最重要的是在電視電影錄像之中提供觀眾以影像、敘事、種族景觀等大規模的複雜劇情結構,而在真實與虛構一線間的全球化景觀是混雜的,媒體景觀如與真實大都會生活經驗越遠,越能建構美學式的想像世界。38透過藝術援用優勢媒材電影化的媒材再思考,當放在日常實踐的景觀社會的理論架構中來思考時,日常生活的記憶、影像、蒙太奇拼貼,與特殊空間如美術館展演的論述空間之間有何差異?生活在媒體景觀(mediascape)中的反轉,也成為巨大意識型態景觀(ideoscape)的反轉之所,人只好回到他的內在視景,另外一種可以逃脫大量製造的想像之所,是藝術實踐在這裡找尋他的烏托邦。

黑夜成為回到原初烏托邦的隱喻媒介,在黑暗洞穴中的火與光是最原初的想像投射起源。我們在巨大的現代性中所見之影像文本是如此廣袤無邊,所看見的影像語言的翻譯似乎是要朝向美學式的舊文本,而非視覺文化的新文本。而影像如果有不可翻譯性,正是舊文本中藏在古老洞穴中的火堆之光而已。如果這些藝術家的創作集體無意識所投射出來的錄像,是一種惡其所在的卻又不得不居住其中的無奈感,為了逃脫這個集體創造的巨大現代性城市想像,大量影像訊息供養出來的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媒體地景成為當代藝術實踐的大型投射螢幕。

3.2研究方法:錄像藝術的非單一視角、異質感與觀眾接收的感知

觀眾與空間之關係建置
「很確定的是圖畫是在我的眼中,但是,我並不在圖畫之中。」39
那麼「我」在哪裡呢?傳統觀看架上畫時,觀者的意識問題與錄像藝術的意識問題可以相提並論嗎?後者與電影院中的觀眾意識又有何差異呢?
透過差異特質來思考實驗影像進入美術館場域時的展演現象,我發現了一個以場面調度為思考的切入點。電影中談論場面調度是借用自劇場舞台配置的概念,在Kawin將其解釋為:
「電影中的場面調度是場景與攝影機相互關係的作用。場景是戲劇單位在劇場空間中演出的所在,而攝影機則將場景的空間重新塑造成充滿光和影的兩度空間長方形景框。」
有趣的是在優勢媒材電影化的藝術論述裡,將上述場面調度挪用的過程逆反成一個還原的過程。這裡講的還原過程,即錄像藝術在景框之內將油畫的場面調度動態化成電影時,也同在黑盒子進行劇場化的工作。多螢幕的使用,正好如同電影蒙太奇的視角魔術,是在營造白盒子內的多視角與走動的感官,而不僅是電影黑盒子內的封閉感官,這種感官經驗不僅是時間上的感官經驗,同時也是空間上的。
景框從平面的窗戶延展成立體空間(cube),原來二度空間的窗框內的視野,因為景框與觀者的觀看關係延展,而逃逸到景框之外,將觀看經驗存在三度空間內。我要討論的不是景框之內,而是景框之外,既不是在藝術傳統的客體,即觀看之物,也不是在觀看主體(viewing subject),而是在主客之間的觀看關係的形成機制。亦即非架上畫單一視角的觀看機制,而是類似抽象表現主義之後的裝置觀看。
從單一視角變化到多重視角的現象正是錄像藝術與電影院的最大差異。
而這種多視角也暗示了錄像藝術的觀看關係不是單一文本,而是白盒子內的多重影像的疊合。為了討論觀眾接收的問題,我們從班雅明談論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給予我們啟發極深。他在談論電影的大眾化並非像是藝術史學者以高低文化的二元法區分,而是以電影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提出電影與過去藝術強調本真性的崇拜價值作一比較。他認為電影和劇場的不同在於表演者開始面對攝影機,而不是現場觀眾,也因此觀眾的認同不再是演員,而是攝影機。40電影帶來統覺的新的感知方式,不僅是視覺與聲音還包括了觸覺,以一種可觸摸性的震驚效果刺向觀眾。41對於班雅明來說他並不是否定電影失去了崇拜價值的氛圍或是取消了藝術的自主性,相反的他強調這種新感知方式取代了儀式價值之外,感知不再是過去凝視的單一視覺關係,而是以震驚的方式刺向觀眾,將大眾放置於批評家的位置上。對於班雅明而言,就如同19世紀末繪畫與攝影術的爭論是一場歷史的徵侯,電影也是藝術感知方式深層變化的徵侯。42在班雅明的詮釋中,電影大眾化是將新的感知方式用一種統覺的方式交給觀眾。他並非全面否定此種大眾化,他認為電影所製造的集體經驗,可以在建築、史詩中找到,但是卻是繪畫無法帶來的。並將電影的這種社會介入與達達藝術的作一比較,在班雅明的最終解釋電影是一種屬於感知的驚顫效果,這種關於感知的藝術在希臘人的知識就叫做美學。43觀眾接收問題在錄像藝術往往被視同於互動性的問題。但是我認為不能簡單化觀眾接收的問題即互動性。而應將問題的焦點著重在單一視覺的反叛,也就是整體感感官化的思考來討論。
電影的感知是整體的,而不僅是視覺而已。透過班雅明討論電影的大眾化與觀眾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比藝術史學者站在捍衛藝術純粹性與單一視覺化約論之外更大器的架構來看電影藝術。如果從西方視覺的歷史從暗室與單一透視法的歷史來看,錄像藝術的當代場面調度正走向暗室化的黑盒子場景。
而有趣的是班雅明所類比的此種「在建築、史詩中的集體經驗」是什麼,又適用於模擬黑箱洞穴的錄像藝術嗎?或者我們應該這樣問,錄像藝術的觀看經驗是趨向暗室隔離的,還是集體經驗? 和電影院中的集體經驗、暗室的觀看機制比較時,更和白盒子中繪畫的觀看比較時,觀眾的感知經驗有何差異?

3.3錄像藝術、觀看的行動、儀式空間
由以上整理出的錄像藝術的異質感,為取得研究上的方向,我已幾位論述者對於媒體藝術感官的研究而將之定義為反朴歸真式的回到部落主義的整體感官經驗的研究,也因此在此稱之儀式化。必須對此一事的定義下一個定義,不同於一班媚俗化的定義,此儀式化的指的是「如同回到前現代性的儀式的感官經驗的錄像藝術儀式化」,並將研究聚焦在錄像藝術儀式化的感知研究上。

3.3.1中介理論之一
克莉絲蒂娃在論述詩語言革命一書中,將符號產生之所在與精神分析所論鏡像階段時移向異己、語言也就是符號之產生為意指化(semiotic)的建立的重要階段,他認為此斷裂製造的空間是主體建立過程時將鏡像比擬為從母親身體投射的所在。44她補充了超越拉康學派將母親比喻為因缺乏而運作的欲望之物(即phallus符碼)之外,或是更早佛洛伊德精神分析論及夢與潛意識的語言作用之外的不可名的所在,克里斯蒂娃增加了semiotic chora作為”投射”起源之所在。對於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而言,符號化的產生與semiotic chora的關係,是主客體斷裂的轉捩點。她將語言的習得與符號比擬為聲音的源頭,是從此不可名的所在所投射出來的影像。如果精神分析談投射與鏡像的用法可以提供藝術問題與轉折的理論借用與再發明之可能。借用克里斯蒂娃的semiotic chora概念,我們是否可以想像錄像藝術的展示空間為一個semiotic chora 的模仿與再現?而其符號運作的方式也類比於語言習得的發生?
這裡我借用的是克里斯蒂娃論主體將其「建構」成為一「want-to-be」而非「be」,be是不可名的抽象,所有的符號化此抽象都成為我們討論的藝術表現形式、空間甚至是觀念藝術中想要說而「不可現」的抽象概念,必須透過藝術機制或是一個空間將其投射出來成為「再現」,而此藝術機制是其語言化的中介。
中介之所以抽象在克里斯蒂娃討論chora時便時提出語言的陳述階段thetic phase將其解釋為mediation而非「位置」position,是先於語言與語言發生有關但又不是位置,而是為了獲得此發聲、陳述、語言化的過程,也就是她說的signification位置而衍生。換句話說我們討論的投射的空間、觀看的空間或是藝術的空間不是一種客體空間,客體性具有的特質是存在,物的存在佔有物理空間的位置,客體化的存在例如被約定俗成的觀念也就是文化,甚至是社會位置中的相對個體*………而是一種抽象的空間,在這空間裡,符號產生的意指化位置得以建立。掌握住這個中介性來談論錄像藝術發生之所在時,我們也能談論觀看的場所時的中介特質,也就是談及擬似觀念藝術而非錄像藝術的媒材之物質主義論向。換句話說我討論的不是將錄像藝術視為一發聲(voice)而僅限於單一文本的研究,也不侷限在討論錄像藝術的效應及其所佔據的位置(vocation)而落入歷史定義與媒材特殊性的討論,而是將其視為情境化的配置(situationed disposition),而這意圖和藝術史的意圖不同,是放在共時結構中來討論現象的另外一種方法。配置是在媒體景觀中發生/聲於特殊場所的微觀空間,是不同於現實場所,也不同於藝術傳統的觀看視角,是異質空間。
三、研究內容大綱:
關鍵字
景框、場面調度、蒙太奇、交互主體、配置、觀眾、聯覺、擴展電影(expanded cinema)、錄像藝術(video art)、電影式藝術(filmic art)、意識、劇場性、中介、儀式空間
景框內外:錄像藝術與擴展電影、場域與意識
一、導論:錄像藝術與後現代媒材情境
1.1什麼是錄像藝術的異質性?
1.1.1定義異質性
1.2現象描述與特質分析
1.2.1多重視角與觀者的位置
1.2.2循環與時間LOOP
二、 空間與現場
2.1錄像裝置特質
2.1.1現場之重要性:現場(present)與再現(represent)
現場與當下
複製
環境氛圍milleu、ouevre、aura
2.1.2觀者的位置:身體現象學與配置
2.2 配置:觀者與配置之間的關係
2.2.1視角、景框、場面調度
2.2.2裝置的歷史
2.2.3非單一視角的觀看結構
Tripych
Polypych
Comic trip
2.2.4敘事結構與Panorama
2.3中介
2.3.1交互主體
2.3.2中介作用
三、擴展電影:投影、時間、意識
3.1暗室、投射與場境
3.2多重視角、擴展電影與擴展意識
3.3時間與意識
3.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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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salind Krauss, “Photographys Discursive Spaces”in 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Cambridge and London : The MIT Press, 1985).pp131-150.
2 Michael Rush, Video Art, (London : Thames & Hudson, 2003),pp.125.
3 Peter Wollen, ”The Two Avant-Gardes”, in Reading and Writings: Semiotic Counter-strategies, (London: Verso, 1982),pp.92-104.
4 Gilles Deleuze & Felix Guattari, “Minor Literature: Kafka” in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p.152-164.
5Michael Rush, pp. 165,pp.167-210.
6 Ibid.
7 Ibid.,pp.210。
8 Fredric Jameson, “Surrealism Without the Unconscious” i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CA: The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pp.67-96.pp77. 前者同時間藝術的定義,後者則將動態影像放在藝術脈絡裡區隔出錄像藝術可討論的藝術對象與物質性的問題。我將在後續討論媒材特殊性與物質主義論時繼續討論。
9在詹明信引用新小說的研究詮釋稱其為「侵犯閱讀經驗是為了再集合成可辨認的場景與敘事過程。」從這個觀眾參與度的可能性來看敘事電影與錄影藝術的差別,便是在觀眾接收上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是否是全有或全無(all or none)的原則?這也是我將動態影像藝術放到藝術脈絡的美術館的論述空間討論時要發展的觀眾接收的問題討論範疇上。
10Ibid, 以羅蘭巴特在神話學中區分denotation與connotation來看
11Ibid, pp.82-86.
12Ibid, pp.86-96.
13
14 在此“觀眾即演員”的概念啟發自波蘭劇場導演Grotovsky於六零年代起歷經類劇場、溯源劇場、參與者劇場、儀式劇場的階段發展,葛氏在《朝向貧窮劇場》一書提出「演員即劇場」(the actor IS the theatre )的概念。我於2003年以台灣小劇場工作者投入苗栗縣白沙屯媽祖進香作為田野報告時,以身體力行的參與者劇場角度在長達8天7夜的進香經驗中,將行走的進香經驗裡台灣民間儀式中多角度多舞台的起醮大典延續到進香過程中的個體性與儀式對話關係發展成「交互主體性」的進香者身體/具體(embodiment)經驗,強調在進香行走朝聖經驗中對話關係為「觀眾即演員,演員即觀眾的交互主體性」。論述啟發自Grotovsky所提出「演員即劇場」、「演員即行者」,但是因「交互主體」的概念源自現象學,目前尚無法處理理論基礎。
15 Rosalind Krauss, A Voyage on the North Sea: Art in the Age of the Post-Medium Condition,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99).
16 Ibid.
17 Frederic Jameson,〈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邏輯〉,於《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編,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頁308-319。
18 Jacques Lacan, “Anamorphosis”, i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Alan Sheridan trans., (London: Penguin,1977),pp.82-83.
19 Michael Rush, p.61
20 Michael Rush, p.61.
21 Ibid, p.61
22 Ibid ,?
23 Bruce F. Kawin,《解讀電影》,李顯立等譯,台北市:遠流,頁58-59。
24 Françoise Parfait, 〈典藏裝置作品〉一文於《龐畢度中心新媒體藝術New Media Collection:1965~2005》展覽刊物,台北市:台北市立美術館,2006。
25 Clement Greenberg, “Towards a Newer Laocoon” (Parisan Review,1941)Reprinted in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 vol. 1, John O’Brian, ed.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pp.23-38.如果我們要探究勞孔的象徵意義,根據德國批評家Lessing在區分繪畫是空間藝術,而詩為時間藝術為兩種不同的藝術;他通過特洛城祭師拉奧孔在希臘雕塑作品與羅馬史詩中不同的形象,來討論詩與畫的異同,並提出不同媒介有不同美學的命題到Greenberg這篇文章文題指出一個新的勞孔。此外隱藏未明說的是在繪畫中因為媒材特殊性應該有一個不同於雕塑、詩歌的Laocoon形象。那對於Greenberg而言「更新的Laocoon」便是「強調繪畫媒材中的差異」。Greenberg繼承萊辛的看法是並列於空間中的全部或部分物體性,這套造型藝術論偏向物體性,可在後文Michael Fried論述藝術物體性而貶斥劇場性的文章中看見強調藝術自主性的純粹性。
26 J.R.R. Cristie and Fred Orton, “ Writing on a Text of the Life” in Avant-Gardes and Partisans Reviewed,(N.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95-314.
27 Michael Fried, “Art and Objecthood” in Art and Objecthood: Essays and Review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p148-172. 他用Robert Morris作品與陳述中三種負面不穩定的主客關係來說明這種 「舞台呈現」效果,1、如將人的身體視為基本原始。Morris 的畫作通常以等人身高為規模。2、與日常生活經驗的相似性處理如同與他人的關係。極微主義不是新哲學或是科學基本結構,而是自然原始。3、所謂的文學式內在性僅是anthromorphism是將人體類比為生物基本單位。以上三點是一種負面批評。
28 Rosalind Krauss, A Voyage on the North Sea: Art in the Age of the Post-Medium Condition,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99).pp.27-30.
29 同上,pp.32-33.這一段關於video異質性的申論值得再進一步玩味。例如,「為何錄像藝術的異質性可以稱其為藝術實踐而非媒材使用?」。而Krauss稱其為「因藝術純粹性被解構,自主性成為自我差異」
30 同上,pp.52-53.
31 Rosalind Krauss, “Reinventing the Medium”, in Critical Inquiry: 25(2), (winter,1999).p.290.
32 Rosalind Krauss, A Voyage on the North Sea: Art in the Age of the Post-Medium Condition,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99),p.53.
33 Scott Rothkopf, “Krauss and the Art of Cultural Controversy”,in http://www.thecrimson.com/article.aspx?ref=112770,(May, 1997).
34 Krauss在討論Pollock作品的水平式空間實踐時,也曾提及媒材與媒體認為在當代藝術實踐裡談論媒材其實就是談論媒體。參考Rosalind Krauss, “The Crisis of the Easel Picture”, in Jackson Pollock: New Approaches, Kirk Varnedoe and Pepe Karmel ed., (New York: MOMA, 1999), pp.155-179.
35 莫里斯 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311。
36 Michel de Certeau, pp.91-110.
37 Ben Highmore 2005《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台北:韋伯文化。
38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p.35.
39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Alan Sheridan trans., London: Penguin.p.96.
40參考瓦爾特.本雅明〈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啟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等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229-237。譯自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編英文版 。
41 同上,頁241-243。
42 同上,頁245。
43 同上。
44 Julia Kristeva, The Portalbe Kristeva. Oliver, Kelly ed.,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p 42.



後記:
1這是2007年研究計畫原稿,後更改題目。
2吳俊輝2008媒體訪談請參考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215
3我想要研究的data是後文所引用的錄影藝術,而不僅是實驗影像。

2019年4月20日 星期六

仿古到復古—九十年代當代藝術的內在觀照現象




「理解是將自身置放於傳統的過程中。」(Gadamar)


九十年代的聖像化與造神運動現象:經典的挪用


經典挪用現象:從國際超前衛到反聖像

1990年代以來台灣當代藝術中出現宗教與神話經典1挪用(appropriation)現象,無論是油畫圖像或是攝影乃至裝置,都有從傳統文化知識引用典故與再創作為藝術家個人新作品的現象。

        在八十年代藝術批評以「國際超前衛」來指稱當時流行的用典與拼貼的藝術圖像。國際超前衛指的是「以傳統形式、非政治、折衷主義,並以挪用歷史、非西方、通俗文化圖像為特色的1980年代的歐陸畫派」。2高千惠對於藝術作品中神話的再使用,指其為80年代受到歐陸超前衛影響,是在歷史再閱讀的刺激下,所發生的文化圖像再傳承的現象。她認為從中國傳統方圓符碼做為文化象徵,乃至新文化拜物圖騰的再製造,是台灣視覺藝術在叛神、尋神與造神的過程。3

        不僅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迄今在當代藝術在景觀社會中的媒體藝術創作中不乏這樣的經典挪用現象。吳天章2002年的數位影像輸出作品《永協同心》、《同舟共濟》在內容上製造濃重輪迴轉世的傳統宗教觀念於其中,尤其是《夢魂術》(2004)、《移山倒海術》(2005)等作品,在視覺構圖上延續藝術家作品系列諧擬風格而以沙龍照場景入景,在取材上改寫民間道術的古典圖式,呈現圖象與符懺文字並置4。

        這種著迷於民間符懺圖文與怪異小說的圖文並置形式,也是侯俊明在1990年代作品的主要符號。在採取傳統版畫圖文形式的傳統形式所創作《搜神記》(1993)的系列作品中,以古籍木刻版畫圖文形式,一來參考晉代干寶同名志怪小說《搜神記》。借用古老的傳統圖式形式為載體,挪借神話原型典故如刑天與女媧,轉化成六腳侯氏神話。而1998年在北美館雙年展展出《極樂圖懺》時,更印製仿善書摺頁出版品。

        
        王嘉驥對於圖像中使用傳統典故所營造的神話色彩,提出「反聖像」與「新聖像」的藝術聖像(icon)詮釋。他認為反聖像是1990年代以來的現象,和社會新宗教興起有關5。他將此反聖像的美學置於1987年台灣解嚴後的時代來解讀,是屬於後解嚴時代的一項指標。

「反聖像是一種摧毀,一種告別,一種決裂。在相當程度上是為了開創一套不同的系統,有的時候甚至是為了創造「新聖像」,儘管新聖像不一定更有內容,但卻比較能夠反映新的時代現象與自我。」6王嘉驥則認為反聖像到新聖像代表了時代的開放與自由程度。7

        當代藝術現象中藝術自我的反映,無論是造神或是反聖像、新聖像,都指出了當代藝術圖像中聖像之製造,而這聖像並非過去宗教的造像,而是時代現象與自我的造像。王嘉驥的解釋嘗試以藝術社會學的角度來解釋藝術史,借用西方藝術史中聖像解釋來詮釋本地藝術創作的神話造像現象,在二十世紀末的台灣,在藝術批評正開始朝向論述批評時,的確為當時的政治宗教化的社會氛圍注入一股主流詮釋的解釋力。電腦網路科技化的藝術與偶像崇拜的圖像也的確在九十年代末成為一種新的圖像製造趨勢。諸如洪東祿的電腦遊戲春麗一般的偶像崇拜圖騰化,施工忠昊的造神計畫,姚瑞中的攝影圖像貼金箔的蒙太奇效果攝影,都是當時反聖像與新聖像的新鮮造神崇拜(cult)現象。

從「反聖像」與「反美學」來看圖像的諧擬與嘲諷感時,挪用具有嘲諷的批評特徵。但是,以「聖像化」的造神運動來解釋藝術家的用典與挪用現象,容易陷入了西方論述移植的問題與以西方藝術史典範來討論風格的侷限難題。

以西方藝術史典範來討論風格的具有侷限

從國際超前衛到聖像,都是借用西方藝術風格、流派來解釋台灣的當代藝術。此西方風格解釋具有兩種侷限,其一是朝向過度的風格化,其二是後現代現象的無風格。Susan Sontag在〈論風格〉一文中仔細地討論了形式與內容的老問題,她從西方藝術史中十六世紀矯飾主義以來風格與風格化的討論,並將風格化定義為是「主題與方法、主題與形式的區分朝向不和諧」。

「主題以一種特定的方式處理或誤導。尤其當材質成為主題時,會使人有耗竭之感,主題在此虛耗過程裡的越來越風格化,遠離了主題並且有過多的修辭。」8 如果我們以Sontag的風格化定義「耗竭與過多修辭」之感來看當代藝術圖像聖像(icon)詮釋,可以發現新聖像的出現逐漸呈現一種風格化的現象。

蘇珊宋塔所謂的「耗竭與過多修辭」,在這裡修辭指的並非傳統定義的古典托喻體,而僅有空洞的符徵(signifers)使用,所指(signified)並不明確,不具普遍共通價值。當我們以反聖像為主題試圖訴諸藝術風格史來解釋現象時,現象過度發展到巔峰時也僅能用「風格化」、「矯飾主義」來概括之。

當代藝術使用主題與其形式的不和諧來製造嘲諷效果,可是,當反聖像反美學是一種時代嘲諷的現象,具有批判意識的風格,也就是說以顛覆傳統印象,以不和諧為工具,其目的是政治批判;但是到了新聖像的製造,則批判性的內容不見了,只剩下嘲諷與諧擬的形式,而逐漸走向過度風格與呈現風格化。主題與形式的不和諧成為特色,藝術逐漸失去它的本質,而淪陷在媚俗與風格化的泥淖現象之中。從經典挪用到風格化的扭曲變形,在西方藝術史上反映的是十七世紀藝術矯飾主義興起。在當代藝術政治與批判藝術如以藝術史的風格化來理解,有可能是反映社會扭曲的現象。


        另外一方面,以西方藝術史風格詮釋因為西方藝術論述的發展也將逐漸落入後現代藝術「無風格」的套用模式。陸蓉之在檢視一九九零年代藝術現象即開宗明義地指出「後現代談不上探索風格的什麼主義,而是個人模式的各種多樣化的選擇」9(2005)在形式風格上似乎僅能用後現代藝術來歸類,並且因後現代藝術無風格的多元拼貼而無一定樣式。

如果以西方現代主義以來流派的分類將使用傳統形式並且使用歷史圖像、寓言典故的東方自身知識圖像類分為「國際新前衛」、「聖像化」,便是將台灣當代藝術寫到西方藝術史中,而這正是後殖民論述中對於如何建立自身的反,從而提出不以西方典範為單一架構企圖重新書寫的反身思考。


九十年代當代藝術中的自身觀照現象


「如果他放棄了一種新文學語言的解放目標,他至少可以重新回到古代語言,賦予它意圖、典雅、光澤、古風,於是創造了一種豐富但是死去的語言」。10

        本研究問題意識朝向自我觀照的取徑切入,以單一平面媒材的範圍來解釋現象,並以直觀現象中與藝術家創作圖式形成過程來看當代藝術作品中的自我觀照現象。這些自我觀照的藝術現象的作品不是內容與形式脫勾去脈絡化的挪用嘲諷作品,而是形式與內容結構穩定的內觀作品來討論。

在假設的九○年代的內觀藝術現象氛圍中,筆者將奚淞、林鉅以及鄭在東的畫作分別以奚淞具有古典中國繪畫中的靜物花鳥畫,林鉅為佛像畫,鄭在東為山水畫的對照模式,來討論當代藝術現象中「復古」與「自我觀照」之研究可能。

        當我們無法以風格界定時代的藝術反映的是,時代仍在形塑自身,然而,藝術批評在當時卻也嗅到了可能性。王嘉驥在九十年代初即以「自我觀照」來討論鄭在東作品。他認為鄭在東早期自畫像系列,背後是全方位的自我凝視與自我探討,在回顧與自我凝視之中走進了超越時空、神話式的心理歷程,表現在1990年代的《北郊遊蹤》、《台灣重遊》系列。11
    
        在1989年《江干雪意,枯山水和鵲華秋色》三聯作中不僅延續中國自身經典山水與人的擺置關係,也題自王維的畫作〈江干雪意〉與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在〈枯山水〉一作中並引用禪宗著名趙州和尚的故事,因南泉斬貓,趙州和尚則以頂鞋來回應其倒行逆施的禪宗公案12。王嘉驥稱其畫風轉變由家庭、自畫像轉向無人的風景山水,在某種程度仍是「畫家對於自我的觀照」。13

        如果鄭在東使用山水畫作為一種對於自身知識傳統的認同、對於魏晉以來文人雅士風範的追尋,那麼林鉅的仿佛像畫的設色山水,如1999年的《棄身圖》、《地母圖》等,是否也是在這道佛傳統形式的現代挪用與轉化的自我觀照之列呢?
        而,奚淞從早期版畫刻寫中國經典之後,步入佛教內在修練而開始油畫創作,除了佛傳繪畫的大樹之歌與心經抄寫之外,靜物畫的細膩摹寫是對於光的研究,也是將油畫作為靜心與修行的方式。如此是否呈現了山水畫、佛像畫、靜物花鳥畫幾種類型,而提供我們思考傳統中國藝術圖式是否在當代藝術中有延續與再轉化的路徑?這些藝術實踐是否透露出一種不同於當代藝術機制主流思考的復古之風?

鄭在東《江千雪意.枯山水.鵲華秋色(三聯作)》之枯山水/1989/油彩畫布/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王嘉驥稱鄭在東在1989年《江干雪意,枯山水和鵲華秋色》三聯作中呈現出令人尋思的山水與人的擺置關係之後,在1992年「台北遺忘」一展中繼續展現畫家自身與山水的對話辯證關係,除了有鄉愁、感傷的浪漫意味,又有超現實玄學思索的洞識,更有中國山水界畫的觀念與方式。14

        王嘉驥將鄭在東作品放在台解嚴後的政治藝術化氛圍使得多數藝術政治化的脈絡來看,指出鄭在東、許雨仁脫出時代氛圍以另外一種表現,呈現「自我觀照」。王並稱鄭在東透出一種「因文化認同所引起的成長創傷。」:「他的作品並不批判歷史,不談認同,也不刻劃成長的創傷,更重要的是他高度自覺地將自己從政治的意識形態中放逐出來。最終他在創作中所呈現的,乃是一種對於生命現象(青春、慾望、創作、死亡)本身的焦慮不安。」15

    
        然而,當鄭的畫風轉折並發展出所謂的文人畫圖式時,文化認同成為切入鄭在東作品的主要議題,更由於外在的台灣政治環境而圍繞在藝術家的外省第二代身分上打轉。

        李明駿(楊照)指出「文人畫將文人觀點自然化、普遍化,鄭在東卻將他的觀點刻意『陌生化』。從他的畫裡你看到他的人,他與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互動交涉的影跡,可是你將無從擁抱他的觀點、無從轉譯他的主觀經驗。」李指出,文人畫的哲學精神僅可淺嚐,卻無法解決其終極情境,即身份上的困境,亦是所有認同台灣的外省人的共同困境。16李從「認同記憶」來討論文人畫圖式犯了時代意識型態最可怕的銼傷,即以藝術家傳記身分歷史來政治化藝術家的表達,並將藝術家作品當成詮釋者理論的補充。二來這過度簡單化了藝術作品,並將藝術作品作為時代意識形態論述的裝飾品。

        究竟文人畫圖式是否可以成為共享的文化系統或只僅能從挪用加以再製,後者便是藝術政治化時對於表達原創的問題化了,也延續到我們思考圖像的詮釋觀點,我們是以什麼樣的觀點來詮釋是否也是一種現象,而忽略了現象的本質。再者,李所謂「無從擁抱創作之觀點、無從轉譯創作之主觀經驗。」很顯然的是批評的單一詮釋,這種單一切入觀點顯然過於主觀,而加強本研究不採取單一文本分析的角度來看藝術創作詮釋問題,而採取範圍與現象的切面,試圖讓研究重心更接近現象的本質。

        林鉅作品透著一種神秘主義氣質,王嘉驥並形容其作品是「折衷主義的聖像,是從反聖像的廢墟中,接枝再生出來的。…背後具有道教乃至於民間原始的泛靈信仰有關,甚至帶著濃厚神秘主義色彩,有時接近於迷信。」17如果鄭在東具有自我觀照之懷舊情懷,透過經典與文人圖式作一文人雅士身分認同之摹寫,那麼,林鉅的坐像系列,在1999年祕異九鏡系列作品《棄身圖》、《地母圖》、《採藥圖》,以設色紙本呈現傳統道教水陸圖像,如《棄身圖》畫中人物腸開肚裂,無頭,似由花草替代,人身卻又作觀音坐姿,右手扶膝,左手自在擱放。以身體肢殘,非完整身形之形式來破壞傳統,是以當代身體政治為論述改寫與再創造傳統圖式,這不是繼承原本傳統圖式,而是藝術家本身的獨特美學以傳統圖式之改寫(paraphrase)作為藝術實踐之策略。仿古式改寫具有顛覆意味。

林鉅《棄身圖》/1999/設色紙本

        取典自山海經的視肉傳說,身體政治化的犧牲圖像也來自藝術家個人成長經驗具體化與轉化為圖像的身體實踐,圖式不過是藝術家轉化個人與集體無意識與意識經驗的媒介。視肉典故即取材自山海經,視肉即太歲肉,食之不老,其特性是將不斷地繁殖,是將父親為屠夫宰肉的視覺經驗山海經化18。在2005年展於仙那度變奏曲一展中的作品《視肉觀音》三聯作(2005)、《枯木羅漢》三聯作(2003-4)、《觀自在山水》三聯作(2005),畫中對像化的客體,身體化為山水意象,既是園林中的奇石枯木,卻又形似觀音、羅漢座像的形,彷彿是嘲弄佛教枯木坐與著相觀,也像是描寫荒野中魑魅魍魎的靈類顯相為走火入魔所觀之相。王嘉驥稱其作品與泛靈信仰有關,便是指稱其作品中非人化的對象化描寫,將人與物的界限模糊化,透過形象擬人化使物有靈性的曖昧化描寫。

《古木觀音2》/2005/ 221x113 公分/水墨紙本/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2019查詢已非國美館典藏?)


      「雖以觀音命名,其形貌卻更接近出沒於山林之間的山鬼。...這種種形象的再現每每予人傳統道教仙山的聯想,甚至呼應了部分傳統水墨名家,譬如17世紀傑出的職業山水畫家吳彬的山水壯景。」19透過擬人化的手法,林鉅為自己的畫作賦予了山川有靈的神秘感,呈現慾望顯靈的詭譎氣氛20是其形式上具有宗教坐像圖式之參照之外,往道學泛靈信仰探詢根源是更值得探究的內容。


        同樣的古典形式繪製東方觀音,林鉅直接採用設色山水所畫但是卻繪製出變種觀音坐像圖;林鉅作品間的詭譎與靈氣怪誕,仍然可用反美學與反聖像的現象來詮釋之。和姚瑞中的怪誕美學同企圖,不是正宗正經八百的文人畫傳統主題,自然無法以新文人畫類分之,是不分時代的靈異美學,甚至是傾向厘俗的私藏畫卷或羶色腥繪本。如此以新的仿古方法與媒介,或者以傳統材質繪製現代繪畫成為九十年代的圖像。在崇尚新即前衛的當代藝術中似乎是一種反政治的非主流思考。

        奚淞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使用西方材質繪製傳統主題油畫繪製靜物畫與佛傳系列。藝術作品之構圖完整,手法以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寫實繪畫來呈現古典東方內觀圖式。


「靜物畫予我莫大心靈的安頓與喜悅…我領會到古人所說的『萬物靜觀皆自得』」的話語。放下自我欲求,靜觀大自然中的因緣聚合,無論一草一木、一花一葉,自有一份天道無私的美的呈現。」21


         奚淞成長經歷過六七零年代的台北藝文圈,七零年代留學法國曾於十七版畫工作室學習過金屬版畫,回台後先後擔任《雄獅美術》編輯、以及《漢聲雜誌》編務,所創作木刻版畫多以中國經典圖像為主,並致力於民間藝術的整理,無論是媽祖進香、美濃採茶的客家山歌,奚淞接觸並田野了大量民間藝術。奚淞的木刻曾經為雲門舞集《我的鄉愁我的歌》的舞台上的屏幕,一直接觸佛學的他在母親生病期間,開始抄寫心經並白描觀音像。奚淞開始油畫創作,便是一系列對於光的研究。

        現收藏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光陰十帖》(1995)的靜物畫畫風明顯呈現細膩安詳如菩薩拈花微笑的氛圍,和過去木刻版畫的粗糙力道恍若隔世之作。這種轉變應當是反映畫家心境的轉變,與往內修行的過程。很早就接觸佛學,又感於生死的無常,以及兩次佛土旅行的經驗,1995年到2000年間持續於《大樹之歌》系列的油畫創作是將佛陀故事以油畫媒材呈現,尤其是以1993年畫家印度佛蹟之旅的印象。奚淞的靜物畫不是印象派對於光的描寫爾爾,而是屬於個人往內觀看的沉澱與靜心。


                                                                      《光陰十帖》/1995/台北市市立美術館典藏。

「這段靜物創作,或可稱之為某種形式的禪修。每日我黎明即起,至畫室面壁而坐。此時,眼前所有的物體極簡單,或竟只是窗光照亮一玻璃杯清水。而我也就放下雜念、臆想和意念,但憑那道照亮物體的光,以及我肉眼的辨識力,便安安靜靜面對畫布工作起來了。」22

    將藝術的圖像創作視為修行的一種方法技藝,是當代引用傅科晚期哲學中自我技藝的論述23的詮釋。當我們將奚淞的個人藝術創作轉變納入來看,從西方藝術走向自身文化的尋根,佛學養分的自我觀照,媒材的使用也從版畫木刻的民間美學式探索,走向書家白描觀音以及晚期油畫中靜物畫呈現的細膩描繪,我們看見的文本不是傳統圖式品味所造成的歷史感的陌生化,而是修練意境的觀想之境。

從仿古到復古的現象思維
研究方法

將作品重新脈絡化是研究的首要課題。

在九十年代下無法單用聖像或反聖像來詮釋,我以奚淞在油畫媒材中運用古典畫法所繪製的光陰十帖來切入在八十年代國際超前衛的挪用古典懷舊拼貼圖像風潮之後之仿古現象24作為本研究背景。
本論文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在復古現象中尋找出藝術本質。以結構詮釋法,我將奚淞在九十年代中期所創作的油畫「光陰十帖」視為透過西方媒材再現中國文人畫精神的代表作,並在傳統台灣藝術史脈絡裡來定位奚松的創作,以作為在傳統藝術史裡對於一位成熟的藝術家的敬意。
承上命題,並將重新檢視「新文人畫」的當代藝術定義,將新文人畫視為台灣藝術在五十年代東方五月運動以來,所發展出來的藝術現象。此現象不僅只屬於一個時代,更是一個文化脈絡。在此脈絡下的「新文人畫」不僅是媒材定義上的「水墨畫的新表現」,而是延續中國文人畫傳統不僅只是形式表面的形與型,而是以西方媒材,也就是以「新媒材表現舊傳統」的當代藝術史觀。


第二個層次是在藝術家個人歷程。
當時主要是為了將八十年代整理出風格變化,在歷經五十與六十年代抽象化的現代藝術傾向與七十年代鄉土寫實之後,

歷時研究是以延續藝術史傳統來定位一位藝術家時傳統方法策略,在此我參考了蕭瓊瑞對於東方與五月的藝術史學研究,也將奚淞的光陰十帖與創作歷程整體放在台灣藝術史裡來看,甚至如蕭瓊瑞所言,是民初以來的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的脈絡裡來理解「仿古」的藝術史意義。而在社會學意義上,也是以共時研究為主體,提出「仿古」所具有藝術機制的操弄標籤,卻也是前衛與傳統互為表裡的一種圖式轉化的現象。



榮格將藝術家視為像是媒介一般的中間人,並稱呼其為「集體的人」:
「藝術家不是擁有自由意志、尋找實現其個人目的的人,而是一個允許藝術通過他實現藝術目的的人。他做為個人可能有喜怒哀樂、個人意志和個人目的,然而做為藝術家他卻是更高意義上的人,即『集體的人』,是一個負荷並造就人類無意識精神生活的人。」(130)25
從當代藝術批評的機制中也可以看出這樣的藝術家位置的受限。南方朔在檢討當代藝術符號化的危機中,指出藝術的危機也就是藝評的危機。當藝術趨勢為符號化與文化化的資本之餘,我們看到的可能不是藝術本質,而是藝術的事件,意義塌陷、真理不再,原創與抄襲的界限模糊,藝術文化評論化效應將促使藝術更加自我慶祝與自我邊緣化。解消藝術「神話」使得唯名論大行其道,而形成當代的解構熱潮,造就另外一種符碼的拜物教,成為名的言說,成為名的符號與言說遊戲。26 南方朔指稱的「自我慶祝」與「自我邊緣化」,其實也正是在質疑藝術家的社會位置與功能。

「就社會結構以及藝術家的身分而言,近代藝術家的中產階級化,越來越使得他們和以往的藝術家不同。他們不再將創作視為一種載具,藉以和公眾以及鑑賞者溝通;而可以將創作視為一種探索式的獨白…」27

這種對於「探索式的獨白」之檢視似乎延續成近年來藝術批評中對於當代藝術呈現喃喃自語與頓挫的討論。南方朔的批評也和藝術本質與神話的問題化有關,也是在當代現象下重新思考藝術家位置與藝術本質的關係,筆者認為如果忽略了藝術的社會功能,僅是將藝術當作消費商品,那麼藝術主體僅呈現自我個體(ego),忽略了集體無意識與個體自身(self),而將會走向自我意識膨脹與時代空虛的集體病徵,藝術將失去其原本穩定的沉靜力量。

這裡所稱自我(ego)與自身(self)即借用自榮格心理學,為避免文字字意與翻譯之中文混淆,可將之理解為大我與小我。意識所及之我與內在本來的我,而這藝術家的歷程可以是一向內的旅程,是尋找真正的自己之內在旅行與轉化之旅。

借用榮格方法往東方尋找藝術原型,將藝術家的位置重新置回東方傳統的社會論述主體位置中,以道士畫家的煉內丹方法為譬喻,試圖提出藝術創作歷程的轉化也就是榮格所謂的個體化歷程的可能。將藝術家傳統視同並以文人術士的技藝傳統的當代社會分工,以探尋當代藝術仿古現象之本源與本質。

主要圍繞在榮格提出的個體化過程來詮釋藝術家創作歷程之轉化。
使用的積極想像與東方觀想方法,將之與藝術家在創作作品時圖象形成與圖式化的過程作一比較分析。


1所謂經典,在筆者的脈絡指的是宗教、神話、圖騰的文化典故。
2義大利藝評家所創名詞,指1980年代義大利藝術以傳統形式、非政治、折衷主義,並以挪用歷史、非西方、通俗文化圖像為特色。這些特徵其實也就是同時代在德國與義大利出現反動於觀念主義的的新表現主義的特徵。 Robert Atkins,1996(1990),《藝術開講》,台北:藝術家,頁157。
3 高千惠,2004,〈造神:分立的新文化圖騰階段〉,《藝種不原始:當代華人藝術跨領域閱讀》,台北:藝術家出版社。頁54-63。
4 羅寶珠,2005,〈歷史/現實.虛擬/妄像的同構與拆解:吳天章的藝術歷程〉,《現代美術》: 121,民94.08,頁36-51。
5 王嘉驥,1999,〈從反聖像到新聖像〉,中國時報,民88.4.30(六),37版人間副刊。
6 同上。
7 參考王嘉驥1999,南方朔1999。南方朔,1999,〈藝術的難題: 藝術評論=或≠文化批評?〉,中國時報,民88.4.29-30,人間副刊版,37版。
8 Susan Sontag, “On Style” ,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 1st Anchor Book ed.,New York : Anchor Books , 1990.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New York : Farrar, Straus & Giroux, c1966. pp.18-20.
9
10 羅蘭.巴特,1991(1953),《寫作的零度—結構主義文學理論選》,台北:時報,頁55。
11 張頌仁,2002,〈遊藝浮生〉,大趨勢:6,民91.10,頁46-49。
12 黃智溶,1990,〈徘徊在符號與典故之間—走進鄭在東的感性世界〉,《藝術家》,1990.1,頁336。陳惠玉,〈藝壇上有些星星之火—訪畫家鄭在東〉,《雄獅美術》:227,頁164。
13 王嘉驥,1992,〈「台北遺忘」與遺忘之後〉,《台北遺忘》,台北:漢雅軒。
14 王嘉驥,1992,〈「台北遺忘」與遺忘之後〉,台北:漢雅軒,未標頁數。
15 王嘉驥,1994,〈藝術在政治左右-解嚴後的台灣藝術現象〉,自立晚報,1994.10.24,19版。
16 李明駿,1996,〈閱讀鄭在東新作--終極情境下的傷痛〉,中國時報,1996.06.09-10,35版。李即寫作文化評論與小說的楊照。
17王嘉驥,2001,〈從反聖像到新聖像〉,《今藝術》:105,民90.06,頁117。
18 楊明鍔,2002,〈斷境是犧牲者的天堂—林鉅閉關之所見〉,《現代美術》:102,民91.06,頁70-75。
19 王嘉驥,2006,〈欲望潛行的迷宮—試論林鉅其人其畫〉,《藝術家》63:6=379,民95.12 , 頁505。
20 同上。
21奚淞,2004,〈光明靜好—說靜物油畫「光陰十帖」〉,《光陰十帖:畫說光陰》,台北:雄獅圖書,頁47。
22 奚淞,2004,〈光明靜好—說靜物油畫「光陰十帖」〉,《光陰十帖:畫說光陰》,台北:雄獅圖書,頁47。
23 黃瑞祺,2003,〈自我修養與自我創新:晚年傅柯的主體∕自我觀〉,《後學新論: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台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頁11-45。
24
25 C. G. Jung,〈心理學與文學〉,《榮格分析心理學 : 集體無意識》,鴻鈞譯,臺北市 : 結構群。頁130。
26 同上。
27 南方朔,1999,〈藝術的難題: 藝術評論=或≠文化批評?〉,中國時報,民88.4.29-30,人間副刊版,3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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